平讲平说：丹麦有人把五颗星画成病毒，意大利有人殴打华裔老人，恐慌和偏见如影相随，疫情背景下“污名化”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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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趙玉平
像大家看到的那样，就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同时，全世界也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，有好几个国家的确诊病例都在持续攀升。此时此刻，全世界全人类需要的是团结一致，共同和病毒作斗争。不过就在这样的时候，不和谐的声音也出现了。在丹麦，有人把中国五星红旗上的五星画成了病毒的样子；在新西兰有人轰走了中国留学生；在美国有人把新冠病毒直接叫做中国病毒；在意大利，有人殴打华裔老人，并且有基层官员说，中国脏乱差，所以有病毒，我们意大利人就很讲卫生。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东亚病夫让人感到愤怒的词汇也屡屡出现。
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背景下，以上这些现象都对应着一个特殊的社会学词汇，叫污名化。污名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，它的本意指的是身体上有一种印记，象征着耻辱和不好的名声。在1963年，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污名——受损身份管理札记》。在这本书当中，他正式提出了“污名化”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在传播过程中，某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被贴上主观的标签，而这些标签往往带有侮辱性、贬低性的特征，标签的拥有者在他人眼中就会丧失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。
比如大家看到了，在春节期间，如果你有一个邻居来自武汉，那么接下来情况就是很多人一边喊着武汉加油，一边特别排斥那个武汉的邻居，甚至有些地方会出现明显带有地域歧视特征的措施。所以在网上一直有人在呼吁，病毒是敌人，武汉人是自己人，我们要隔离病毒，但不能隔离爱。大家看看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，对武汉人的污名化实际上也在发展。
最近我在北京又看到了一些新情况，昨天网上有人就说了，那个地方很危险，那个地方外地人比较多。傍晚在楼下超市门口也听到两个人议论：我们小区比较安全，基本没什么外地人，隔壁小区有很多外地人，他们把病毒都带进来了。这实际上就属于对外地人的污名化。
污名化的本质是人们在发泄内心深处的恐慌和焦虑。比如说疫情发生了，我很恐惧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，有那么多死亡的病例、感染的案例，我被吓到了，我很恐慌很焦虑。这些不良情绪需要发泄，于是他们就转化成了愤怒，然后就倾泻在一个贴标签的群体之上。当人的内心产生恐慌和焦虑，又没有办法去应对解决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走上污名化的道路。
所以污名化的做法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软弱行为，是一种逃避行为。不过我们在反对污名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行为，比如网上有人说了，丹麦把中国国旗就画上了5个病毒，大家想一想，这种说法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丹麦个别人的行为，它不代表丹麦这个国家，地名是状语，它不是主语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我可以说丹麦个别人有这种行为，但我不能说这是丹麦国家的行为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岂不是对丹麦也进行了污名化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成了用污名化去对抗污名化。
人最可笑的一点就是，嘴上反对这一件事，手上却在做那件事。人最可悲的一点就是，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。所以提醒广大朋友，反对污名化，我们要从自身做起，从自己做起。
说到这儿，我要引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令人鼓舞的是，中国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了疫情传播，虽然这样的措施让中国做出了很大牺牲，却有效缓解了疫情向其他国家扩散。我已经多次称赞中国，我还会继续这么做，正如我称赞任何从源头上应对疫情爆发，从而保护本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国家一样。”他还说：“现在我们需要与病毒抗争，而不是人人自危；现在我们需要各国努力，而不是袖手旁观；现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，而不是四分五裂。”
所以大家看到了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污名化甚至比假新闻还要可怕，因为它导致了世界各国各地的人们互相对立，互相怀疑，从根本上毁掉了信任合作的基础，从而会错过与病毒抗争的最佳时机。我们应该认真提醒每个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在疫情面前，我们要加强心理建设，要自信和自强，污名化是一种软弱和不自信的行为，是一种恐慌和逃避，这样的行为是害人害己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我们要更加客观理性，更加尊重包容。在危险与混乱面前，我们应该坚守信念。在黑暗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点亮心中的那盏明灯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儿，平讲平说，咱们明天接着说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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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玉平博士
北京邮电大学教师，北京九思书院创始人
CCTV百家讲坛主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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